创作与生命的连动－纪录片《音乐人生KJ》与导演张经纬的迭代形成 破周报 复刊574期 http://pots.tw/node/3162 文／陈韦臻 在香港戏院上映的众多商业片中，纪录片《音乐人生KJ》於没有资金宣传的情况下，以一 名习乐少年为拍摄题材默默站上舞台，从国际电影节的放映打出名声，开始受电影院之邀 成为院线片的一员，口耳相传与网路宣传之下，累积迄今总共上演63场，成为香港电影圈 中奇异的存在。奇异的原因在於，香港电影观众并不习惯於纪录片，或者引用导演张经纬 的话：「香港对於纪录片是一点都不理解的，在香港上院线简直是不可能的，香港经常看 的是专题片，或者大陆叫栏目，就是电视上的时事，是有voice over的，在香港观众来说 ，这个就是纪录片。」倘若香港观众对於纪录片的接受理解如此，那麽《音乐人生KJ》每 天卖出80到100张的票，要看片还得在一个月以前先预购票，究竟是以什麽特质打破香港 类型电影习惯的藩篱？ 音乐‧人生，以及其他 张经纬的新作品《音乐人生KJ》，可以被诠释为几组关联：「音乐／人生」、「音乐，人 生」或者「音乐人生」。原因在於张经纬不只记录音乐，更从音乐去看见生命的追寻历程 。张经纬镜头下的主角黄家正（KJ为其英文名缩写），分别以11岁及17岁的样貌示人，从 一名获得「香港校际音乐节」钢琴组大奖并远赴捷克与管弦乐团合作演出钢琴协奏曲的所 谓「音乐神童」，转赴为香港名校拔萃书院之生。全片几乎环绕着所有黄家正的音乐生活 （或者更明确地说，作为一名自小背负父亲高深期待的习乐孩童，生活是与音乐彻底绑在 一起无缝脱逃的），练琴、上课、表演、比赛，诸如此类的在一般人眼底的贵族学生，实 际上在所有镜头剪接之下，透露出了在音乐之内与之外的寂寞和创痛。倘若我们都相信， 音乐的确具有疗癒众人的功能，在此之前，演奏者必须面对的所有一切都在其自身与音乐 关联的思考摸索，与对周遭音乐体制的冲撞和抗衡。 或许正是导演自己也曾浸没於音乐十几个年头才转入哲学、乃至於电影的经验，在拍摄黄 家正的故事时，张经纬并未将其处理为一名天才少年的神话形象；相对地，他更多是将摄 影机摆着，让镜头底下的人物真正且主动地表述，并由此传递出黄家正在光芒背後不为人 所理解接纳的坚持，以及由之而来的孤绝状态。黄家正在11岁，凝视着大过他的小脸的双 手，迳自对着机器说：「为什麽我这只手会弹琴？」「为何会有人？」「很多人不快乐。 」「世界不完美。」「（人）不过一死。死掉就完美。」「世人都懂音乐就完美。没战争 。」这些问题如此本质以致於恐怕曾经困扰过每个孩童；17岁的黄家正，再次面对镜头， 批判起他的父亲，谈起人性、信仰。也许这透露了黄家正天生对於镜头的意识与操作本能 ，但另一方面揭露的是，他在生活中的不被理解以致於如此渴望表述。导演说：「就像我 拍电影，被理解时是会有快感的。...每个人都有希望被理解、以及希望理解的需要。」 当音乐作为一种与他人的隔离、同时又担负着沟通的功用时，黄家正的生命恐怕是别扭地 如此美丽又让人为之心疼，从思考音乐与完美的孩童，历经家庭剧变，成长为一名看似睥 睨万物的少年，他翘课、在同学眼中恃才傲物又狂妄自崇、逃离由父亲而来的价值体系， 挑焠出身而为人的信念。面对着自幼崇拜的罗老师时，踩着属於自己唯一可信的步伐：在 指挥带团比赛乐曲超时仍旧夺冠的自我坚定；面对他人宗教信仰时，在镜头外多次对着导 演表述：「如果我要相信，哪怕是十年後，是我自己找到了我就信。」以及在同侪欢愉自 豪庆祝比赛胜利时，多次移出群体无法认同「非为了音乐而音乐」的成就。对於音乐本质 的信念，形塑了他种种自外於体制价值的异类状态，小小的生命里困着伶仃的自己，不妥 协亦不退却。 以纪录片叩问社会现实 在导演预料外，《音乐人生KJ》在香港当地拓展出自己生存与持续加场的现状，除了音乐 背景观众的捧场之外，探底原因在於导演并未预先设想一个完整故事而去做影像的编排， 而是由黄家正决定揭露他音乐生命被看见的面向，像是在面对导演偶然提问下多次回覆的 ：「你要我说吗？」暗示的是黄家正本身对整个影像内容呈现的自我询问与决定。张经纬 表示：「在家正的这个片子里面，很多时候是这个孩子安排你要拍摄什麽。所以他说：『 你要我说吗？』是他在考虑他自己要说，还是问我是不是真的要，这是很奇怪的状态。」 对张经纬来说，纪录片并非是挑过或引导人物说话内容而成的完构，当导演不去作预设立 场时，通常镜头记录下的除了对象的真实状态外，更会显现出价值观的差异。 另一方面，在挑选纪录片对象时，张经纬则表示，纪录片并不是一种「展览」。他经常得 自我询问是否真心认同被拍摄的对象，「不一定要喜欢，但起码我要有正面的认同。坦白 讲，如果我要拍摄一部好卖的片子，我也许可以找另一个在香港挺有名气的女孩子，赢了 欧洲什麽音乐大赛。...如果说我不认同我还拍你，那你一定会不高兴。...但最终我还是 要回到拍纪录片的责任，就得平衡地好一点。...像家正在想音乐家跟演奏家的不同，这 是一个我认同的看法，是最本质的问题。那我们人干嘛？每天拍电影干嘛？我是不是追求 一亿的票房？那我当导演干嘛？」 由此向下，如同黄家正持续自我探问音乐与生命的本质，张经纬在访谈过程中，亦坚硬地 陈述他信念当中纪录片的核心价值：「让纪录片带回去社会里面！」对於张经纬而言，倘 若今天以欧洲或者菁英式的电影语言去拍摄农民的纪录片，将无法真正促成社会上对纪录 片议题的关注与讨论，「并不是说我们有很大的使命感要去改变社会......但起码大学生 看得懂，或者社工看得懂，就有一个社会价值。他不一定要认为张经纬说的对，但它可以 带动讨论。」如同他上一部记录贫民生活的《歌舞昇平》，在香港贫穷社区天水围播放、 激起居民的评论与理解时，对张经纬来说，「我非常高兴。他们不一定会有反思，但他们 看见他们的生活，并且有兴趣去看。」对他来说，影评家的口沫飞散与对电影艺术价值的 加持，并不属於电影观众，真正被看见以及理解才是真正拍电影的意旨所在。如同黄家正 将音乐作为自我与他人沟通媒介的思索探究，张经纬在面对纪录片时，将观众置为最核心 、首要的沟通对象。银幕上的黄家正，似乎化身为隐藏在摄影机後的张经纬，替着他的口 ，说出对电影价值的信仰，也表述了文化生工作者的谦逊与自我鞭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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