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很广大，每个人观察到的范围有限，而且观察的位置也会影响其认知。不 同的人注意不同的现象，而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乃至判断的标准高低，同样也受 到观点、视野的约束。如果我们能够说明自己观察的立场和范围，或许更有助於 其他人来评估我们的发言。 我所谓中国中古的文史研究，主要分指文学和史学。但就我所知，有些学者出入 於两者之间，称之为文史，应不为过。就我所知，这方面的例子可举傅璇琮和程 千帆为例，而这两位学者仍然各有所偏。（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正是我所谓文 革後培养新一代学者的导师之一）然而，台湾的问题是否应归之於文史分家？我 个人并不特别倾向於这个看法。难道中国自第三代以降的学者，都是在文史不分 家的训练中养成的吗？我并不清楚。我所谓的「传统学术」，也是指二十世纪初 以来史学前辈所开创的现代史学。然而，熟悉中国现代史学的人也会立即注意 到，不同的宗师、流派和学风在整个史学发展中的影响，不完全相同。因此，我 认同的「现代中国史学」，同样是有偏向的。至於现代史学和传统中国史学的关 系，不论後者为清代之学、宋代之学乃至史记、汉书或者中国的史学精神，恐怕 就不是我所能置一词的问题。 我想一般都会同意，文学和史学有不同的目标，知识的形成过程和性质也不相 同。然而在训练的阶段中，是否可以用大一大二不分系，或如中国人大创办「国 学院」的方式来解决？也许无妨一试，说不定卓有成效。以我个人来说，确实也 到比较晚才体认到史料与文献的重要性。然而，在研究的阶段中，就所谓「掌握 文献」的能力，是否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我想以史学而言，各个朝代、各个专 题的文献史料，要求不同的掌握能力，从而涉及各方面不同的辅助知识。而所谓 「掌握」文献，阅读当然是「其中」最基本的一点。然而，各种文字（不论其为 史料或文本）的理解难度，或研究性质所要求的意义密度（甚至「意义」本身的 涵意），乃至在知识形成过程中，动机兴趣、思考理路或背景知识的导引，在理 解文字上所扮演的角色先後或轻重等等，恐怕相当复杂，不但因学科而异，因研 究而异，也因人而异。在实务上来说，「掌握文献」，除了「培养」之外，藉由「学 习」、「模仿」、「推敲」等方式，即便不能速成，但也绝非遥不可及。我之所以作 如是观，或许也是我隐然接受了「先天不足」式的看法，从而针对自身所处的历 史阶段与位置，对於个人乃至学科知识的性质与形成，提出了一种Fuzzy式的「策 略」。毕竟，无论是学科的发展或个人知识的成长，难免是一条迂回的路途，必 然有错误与修正。而在此讨论知识的形成，是因为知识的性质会变迁，现代中国 史学也不是孤立於世界的学问，而「台湾经验」究竟为何？我们对於知识的价值、 趣味、性质与形成，究竟有没有孕育出另一套不同的看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前文所言多半是针对我认为优秀的研究，至於有缺失的部 分，我都略而不谈。因为如果反观台湾的研究，何尝没有问题？那麽，难道我们 要以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而且，课题的大小、篇幅的长 短，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就我所知，就算是彼岸中驷的学者也努力有成；有些小 题小作的论文在不断累积或持续论辨之後，未尝不能有助於整体知识的前进。或 许我还可以再提供一个经验，优秀突出的学者，或着大题小作、不值一提的论文， 其实都容易被人注意到。然而，学界并不是由这对立的两端所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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