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tycy (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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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转文] 读中国史学名着 胡宝国(将无同)北大往复论坛转载
时间Mon Feb 6 20:49:54 2006
几年前,我撰写《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时,翻阅最多的就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史
学名着》。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这本书,但是,若问我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似
乎一时间又回答不上来。
这本书是根据钱穆给学生讲课的内容整理而成的。因为是讲义性质,所以书中有
不少关於史家生平、史书内容的介绍,就此而论,它与一般的史学史着作并无不
同。不过,除此之外,书中也毕竟还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学术特点的地方。
钱穆在学术上的特点到底是什??我不懂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不清楚这方面的学
者是怎样概括的。从一个一般读者的角度看,我觉得他的特点或许可以用一个
“通”字来概括。从纵的方面看,自先秦到明清,他都可以写出质量一流的着作
来;从横的方面看,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诸多领域他都懂。这样一种知识背
景再加上他锐利的眼光,就使得他讨论问题时总能纵横驰骋,总有一种大视野、
大气魄。比如讲到《春秋》,他并不就事论事,而是把着眼点置於先秦以来学术
的大变化上面。钱穆一向非常注意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区分。他在此
说:“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
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所谓经学即是
“王官学”,所谓子学即是“百家言”。写《春秋》的事情本来属於王官学,可
孔子却“以一平民身份而来做天子王官之事”,因此钱穆得一结论说:“这一部
《春秋》正在王官学与百家言的过渡中间。”讲到《隋书‧经籍志》中经史子集
四部的问题时,他还是把着眼点置於这个大变化上面。他说:“以前的学问,只
有上下两层。上面是王官之学,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现在则变成了经史子集四部
了。”在这里,他依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关注的对象放在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中来加以考察,寥寥数语就把从先秦到唐初的学术分合概括了出来,充分显示出
了驾驭大场面而不被细节淹没的大家气象。
关於史学与子学的关系,他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
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
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照他看,子学的源头是在史学。
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子学对史学也有影响。在讲《史记》的列传问题时,他
说:“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
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
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
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
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
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
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
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
成为列传而已。”轻松地出入於子、史,而不局限在史学之内考虑问题,这是他
能得出新见解的关键。或许有人并不同意他的这些解释,但他思考问题的路径无
疑是很有?发性的。
关於纪传体与编年体的利弊得失,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有很好的论述。具体
到编年体的缺陷,刘知几曾这样说:
“至於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在沉冥者,不枉道
而详说。如绦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
贤如柳惠、仁若?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
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受此?发,钱穆转而论说纪传体的长处。他说: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
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
就没有?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
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
?渊。怎能说?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
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
能关注到“无事情表现”的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并进而从这个角度去评判纪传体
的价值,这实在是很高明的。在讨论纪事本末体的时候,他也有类似的见解。因
为不满意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钱穆说道:
“他书中题目都拣一些动乱之事,不见安定之象。文景之治,究是汉初一个安定
局面,汉之所以为汉者赖有此,但他不懂,至少他看轻了。……历史不能只管突
发事项,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使我们只知道有‘变’,而不知有‘常’。”
应该说,研究历史注意到“变”的重要是比较容易的,而注意到“常”的价值就
很不容易了,这个思想与他注意到“无事情表现”的人有相通之处。钱穆对历史
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使得他对史学着作的评价别具一格,一下子就超
越了一般的史学史研究而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在介绍《史记》的《货殖列传》与《游侠列传》时,钱穆也有很好的分析。他说:
“近人也有说《史记》有《货殖传》,认为太史公对历史有特见,後来人不能及,
这话也有些似是而非。如讲《史记‧货殖传》,子贡是孔子的大弟子,下面来了
陶朱公范蠡,他是越国大臣,又下边到白圭,做过梁国宰相,下边到吕不韦,做
秦国的宰相,秦始皇还是他儿子。这些做生意人,在当时社会上地位重大,太史
公自该来写《货殖列传》。下面的做生意人,没有社会地位了,即是没有历史地
位了,仅不过是发点财做一富人而已,那当然不该再要《货殖列传》了。又如太
史公又写了《游侠列传》,为什?後来人不写了,这也因在後代社会上游侠不成
为一个特殊力量,却不能怪史家不写。”
他不把史家写作上的取舍仅仅看成是史家个人的事情,而是从史家的不同取舍中
看到了历史的变迁。这个认识的得出仍然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史学
史的范围内。
钱穆在书中屡次告诫学生,读书时不能只看到书,还要能看到书背後的“人”。
其实,他的很多精彩见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书背後的“人”,而更重要的
是,他还看到了“人”背後的“社会”。他研究史学史的高明之处,就在於此。
关於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了,他自己在介绍章学诚的学问时已经说
得很明白了。他说:
“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
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於章实斋讲文学,他
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
章实斋之眼光卓特处。我也可以说,我同诸位讲了一年的史学名着,我自己也并
不是只站在史学的地位上来讲史学。若如此,这就会像刘知几。而我是站在一般
性的学术地位上来讲史学,所以我要特别欣赏章实斋。”
钱穆在表扬章学诚,也顺带着把自己表扬了。不过我们并不反感,因为他确实是
说到了,也做到了。钱穆的话很重要。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选择何种观察角度、
把问题看成什?是很要紧的。我们如果只把史学史看成史学史,那可做的工作恐
怕主要就是写一些有关史家、史籍的介绍文章,而如果我们把史学史看成学术史
的一部分、看成总体历史的一部分,那值得分析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这本书是根据课堂记录整理而来的,所以读起来很有趣。钱穆常常有些即兴的发
挥。他极力称赞纪传体史书,认为西方人写历史,重事不重人,像我们《尚书》
的体裁,所以他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他又说,
马克思《资本论》讲资本家如何赚钱,这是马克思天天看报、调查得出来的,其
实中国人一句简单的话早就讲明白了,这就是“为富不仁”。他对用公历纪元很
不以为然,对於有人曾经主张用黄帝纪元、用孔子纪元,觉得“这还比较有意
思”。他对未来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是充满了信心:“万一有一天,世界人类
懂得中国文妙处,采用中文,此事非纯属空想。”像这样的议论在钱穆其他的书
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在他的世界里,中、西较量,得分的永远是中国,失分的永
远是西方,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悬念的比赛。照我看,西方人若信了他的话能着急
死,中国人若信了他的话能高兴死。我常常想,一个非常渊博、非常有智慧的大
史学家为何会有这?多幼稚的想法呢?其实道理可能非常简单,他实在是太爱自
己的民族文化了,心中总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正像余英时先生说的那样,他“一
生为故国招魂”。招魂,这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因此,或许我们不同意他的某
些意见,但我们绝对应该尊重他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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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此遥远却转瞬现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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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书缘.世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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