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上面的文章已经很清楚回答前面的问题了。 现行法律实务上，虽然把医院视为『非法人团体』而为『缔结契约主体』 ，但在业务过失上，原负责主治医师仍然很容易因为提告人跟法官的见解 而被涉入，很遗憾的是不少法官采行所谓医疗连续论，原负责主治医师很 难因为夜间不值班置身事外。 我也听过因为某医院医纠，原主治医师、夜间值班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还 有医院各分担赔偿比例由公关室去河蟹的例子。 前面有网友提到法律可以修改，当然可以修，精神卫生法十年修一次，小 弟躬逢其盛参加过施行细则的修订，在会议上精神科医师其实不断就实务 可行与病患权益提出意见，但你可以发现声音最大的绝对不是你，病友利 益团体与家属团体声音才是最大的，也才是上级长官最怕的。 你的意见他不采用，顶多你就摸摸鼻子认了；但要是医改会意见你不采用 ，或至少最出很重视、很积极评估的样子，隔天就上报了。 法律的确可以修改，政策也可以改变。 一般政策跟法律形成的过程会分成： (1) problem identification and issue recognition (2) policy formulation (3) policy implementation or legalization (4) policy evaluation 我举美国牛肉做例子，放行美国牛肉是一个problem ，你必须要把所有相 关issues确认出来（安全性、经济效益、周边效益、民众观感与认知等等 ），交付第二阶段讨论来形成所谓的政策，接着跟美国协商与立法院党团 达成共识开始施行，最後每年再就上面的issues做评估确认政策执行没有 问题。 可是我们的大有为政府在第一阶段就出问题，所以後面就荒腔走板。 其实这是政治学的基本ABC ，欧美国家这样玩政治，当然制度比较完善， 台湾空有民主选举，但大部分人对政策形成没啥概念或没有声音，公民参 与度很低，就很容易出问题。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医界的声音大多都在第三跟第四阶段，真正 能参与到第二阶段的人很少（大概只有大老们），第一阶段医界几乎完全 没有声音，因此，你几乎看不到医界主导的修法，往往都是法令的更改或 现行法令造成实务困扰才听得到医界的声音。 意即，常常到了法律要修改了（如无过失责任）或是法律已经改了造成临 床实务困扰了，才听到零星的声音。 医界又像是个金字塔，很多issues会因为金字塔的位阶而有不同而有冲突 ，台湾医疗生态又让医生疲於奔命，因此对於有共识意见的形成很难像美 国医学会甚至可以组成游说团体游说议员修法。 最近我所属的系所这有一些医学生来访，谈到成瘾药物政策的制定，他们 就提到学校有开设『Public health and policy making』 课程，连医疗 经济学、医疗相关企业与医界这些课程都有，听来台湾就还有好长的路要 走。 所以，我才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悲观。 -- 因为这便是生命 所以只有更大的苦痛才能够成就更大的喜乐.......... 因为我所奉献的是一个承受喜怒哀乐...人的重量的职业 更因为一个久远的承诺：『我愿将病人的苦痛视为我的苦痛.....』 所以这一切在我们穷毕生之力去窃取生命的奥秘时便已经允诺给了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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