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从情绪说起吧 根据Dr. Holmes在1967年依造成情绪压力的life events排序 前十名中有五项跟健康直接相关 分别是 1.丧偶 2.近亲死亡(丧子女为最) 3.自己的疾病 4.家人的疾病 5.怀孕 不难解释在面对"医疗问题"时 大部分的人都会合并有"跟医疗有关的情绪问题" - 健保大大降低了解决"医疗问题"的门槛 却也跟着降低了解决"跟医疗有关的情绪问题"的阈值 所以我们第一线的医疗人员被迫承受这些情绪宣泄 - 那非我们的专业 而且也同时压缩了我们解决"医疗问题"的时间与能力 最理想的方法是在医疗体制外 提供门槛更低 更专业的情绪宣泄管道 比如 志工 社工 社福等 但以现在政府的财力与能力 应该没这个空间 那麽 是否可以提高情绪宣泄的阈值呢 - 但是 如何不提高就医门槛 却提高情绪宣泄的阈值呢 在资本社会 最好的方式就是"付钱的动作" 这是个很现实的社会 对於技术水准较高的专业 我们愿意付予较高的报酬 反过来 在支付较高的酬劳时 我们会更肯定其专业 这是市场机制使然 - 如果 我们改变健保机制 更强调付钱的"动作" 比如 缴费时 缴交100%的医疗费用 病患再向健保局申领90%的医疗保险 比照一般得保险制度 真正让投保人(全民)跟提供保险人(健保局)的权利义务合理合法化 也不提高就医门槛(依然保留10%的部分负担) 也许可以减少我们承受不必要的且不合理的情绪宣泄 - 但也人反应 如果付不出100%的医疗费用呢 这部分 应该是社会福利问题或社会救助问题 而不是保险问题 更不是医疗的问题 希望政府能真正的重视弱势 而不是单纯的把问题丢到医疗团体身上 - 那如果健保局钱不够对投保人支付保险金呢 那就看健保局敢不敢对投保人实施"总额制度"及"浮动点值"吧 ^.< 不过一定不会实现 就看看所谓的"没有连任压力 可以放手去做"有没有这个魄力 好烦喔~胡思乱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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