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甫／台北市医学中心医师 假设今天有一样民生必需品，其制造涉及高技术水准，国内仅有少数厂商生产，并且由不 同的通路商铺货。这些通路商各自有不同的售价，因为种种原因，不同地区所买到的产品 价格没有即时上网揭露，或假设其使用者多为不常使用网路族群，且因为地域阻隔因素， 消费者无法「货比三家」再做采购，因而造成该项民生必需品在不同店家有好几倍的价格 差异，这时民众向政府表达不满，政府该怎麽处理？ 「极端值」认定标准不明 虽然有很多前提假设不尽相同，但台湾的「差额自费」医材先前便面临这样的处境，部分 民众感觉自己「买贵」，进而迁怒医疗机构，认为付出了额外的成本。实际上面对这样的 问题有很多的处理方式，政府可以更努力让价格透明、回归市场机制、减少资讯藩篱和要 求供应商善尽解释义务，以此真正达到市场经济，让开价过高的店家知难而退，服膺行情 。 比较简单速效、显示政府能耐的作法，则是直接参考市场行情、产品的生产成本，订出价 格上限，今後所有商家都不得卖超过这样的价钱。在今年6月我国卫福部健保署便采用此 一策略，殊不知引起极大反弹，担忧影响病人就医权益。官员回头检讨，搁置两个月，寻 求专科医学学会意见，提出新的方案：旧制在不明标准之下订定价格上限，新制则比较同 侪间的价格差异，剔除过分昂贵的「极端值」。一言以蔽之，健保署的策略，从「禁止你 卖贵」演变为「禁止你卖最贵」，希望解决上述因为市场不透明产生的价差问题。 新的政策若经深思熟虑，参酌相关利害团体意见，则官方理当勇於替政策辩护，厘清争议 ，并同偕同医事团体背书说明。殊不知由8月24日公告，至9月1日实行，卫福部既未提出 哪些公、学会参与意见讨论、彼此共识内容，对於不同科别「极端值」认定标准更是三缄 其口，官员的作法显得被动，或许担心「多讲多错」，却造成了舆论压力渐渐累积的恶果 。 回到政策本身，「极端值管理」的作法还是有多项疑虑，可能无法缓解医界心中不满： 一、极端值设定以後，例如价格排名前10%的医疗机构必须降价，那麽多久以後还会重新 检讨？因为调整价格以後会出现新的价格分布，若每年都采「前10%降价」的管理措施， 医界所担心的「压榨价格过头」依然可能成真。 二、医材价格设定上限，对於新医材、技术的引进是否造成阻碍？目前健保署规定，同样 类型的医材必须齐一收费上限，倘若相同类型医材研发出新的产品，厂商是否必须配合已 经设定的同类型医材价格，或是可以另设分类、另外订定价格上限？ 开价过高医院约束不易 三、各专科医学会是否确实同意健保署所提出的「极端值管理」方案？又有什麽能力可以 约束开价过高的医院？如果专科医学会同意现有极端值，则例如部分科别要求排名前40% 的医疗院所都必须将医材降价，背後又是基於什麽样的经济或科学考量？ 目前执政党政府上台以後，卫政核心官员表现不俗，在面对疫情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缘 此确实提高医界对於相关决策人员的信任感，但这些辛苦累积的信任也可能因为沟通的怠 惰、闪躲核心问题而积累，日後爆发引发更大社会动荡。呼吁陈时中部长，莫让历历心血 前功尽弃。 心得： 医材上限强渡关山、美猪议题带头吃，我们的GQ潮男时中部长是否因此掉下神坛呢？既有 的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之外，据说今年基进吴想推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未来对这些议题发 声也会更有力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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