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lindyeh.pixnet.net/blog/post/24715855--%E4%B8%80%E4%BD%8D%E4%B8%8D%E6%98%AF%E7%94%A8%E5%8B%87%E6%B0%A3%E5%B0%B1%E5%8F%AF%E4%BB%A5%E5%BD%A2%E5%AE%B9%E7%9A%84%E5%85%84%E5%BC%9F-%E9%BB%83%E6%96%87%E9%9B%84 本演讲发表於郑南榕殉道二十周年墓园追思会 作者黄文雄为1970年「刺蒋案」的主人翁之一。 现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总会理事长、台湾人权促进会顾问、 财团法人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董事长。 本文是他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郑南榕追思会发表的演说。 -----------------------------------------------------------------------------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怀念Nylon，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复杂的心情和感慨， 尤其是当我们想到他那壮烈的最後抉择， 以及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肩膀上的责任的时候。 我自己是在1989年一月底听到Nylon被传讯的消息的。 那年正是我海外流亡的第25年。 我还记得大致的日期，因为接到同乡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好和一群外国朋友， 在为两位即将回国为民主奋斗的东欧朋友开惜别会。 那几年正是共产专制世界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期， 而台湾的专制独裁体制也开始松动。前一年强人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就去世了。 这件事固然埋下国民党分裂的种子，也是蒋经国对台湾最後的贡献； 但是，政局也因此更充满不确定性，更加难以预测。 如果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头头，能够克服他们各自的野心而合作联盟， 李登辉将没有可趁之机。最後的结局， 很有可能还是蒋经国去世前几年所设计的开明专制：开明是开明一点，专制还是专制。 这是我当时的判断。 这是一个极端关键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听到Nylon那一句「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会抓到我的屍体」， 头壳里浮起他在办公室准备的三桶汽油，心中受到极大的震撼。 以後的七十几天里，我每天起床，第一件想起的事，就是Nylon。 在1970年刺蒋之前，我有半年的时间，反覆分析过做那件事的价值和策略的问题。 Nylon是一个受过哲学训练、喜欢分析反思的行动家。 我相信他说出那句话之前，也一定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价值和策略。也许会有人不习惯看到策略被拿来和价值并列； 其实，不论所坚持的价值有多崇高，事先竭尽自己的能力，计算行动的可能效果和後果， 只不过是负起起码的责任而已。 在前面所说的那个关键时机，Nylon面对的情势，远比我所面对的要复杂多了。 1970年的台湾，还处在蒋家连最最基本的人权，也加以践踏的「超稳定」高压统治下， 反对运动也处於低潮。 我的目标其实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蒋经国不在了， 蒋介石还是会牢牢的掌控台湾；我只不过想打乱蒋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计画， 希望能挑起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藉此松动－－只是松动－－那一个「超稳定」的高压统治， 为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打开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可是1989年Nylon所面对的局势，就复杂多了。 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开始松动。 虽然前景还是浑沌不明、充满危险， 但这一程度的松动却也包含了不少政治和社会改变的可能性。 Nylon在坚持原则与尊严之余，还必须去保护那些已经打开或可能打开的可能性。 这一切都比我那时困难多了。 所以1989年那七十几天，我每次想到他的处境的艰难， 心中都难以自抑的充满了兄弟般的痛惜，以及仰之弥高的尊敬。 他壮烈的自我牺牲後，就更不用说了。 不错，Nylon是可以不公开说出「国民党不能抓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体」那句话， 而到法庭和监狱里继续他的抗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曾经如此希望〉。 但是话既然说出来了，一定有他的理由和计算。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他的推理应该是这样的。 既然更激烈的行动只可能给国民党暴力镇压的藉口，那麽他就付出自己的生命， 占据道德的高地。 这样做，既可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尊严，也可以保护前面所说的， 那些巳经和犹待打开的可能性；既可以打击已经一穷二白的蒋家政权的正当性， 同时也在当时仍然上下摇晃的政治局势的天秤上， 在自由、人权、民主和台湾主体性的这一端，放下他个人的砝码。 这种自伤以伤敌的壮举，需要多麽坚韧的道德勇气， 以及多麽清明的效果和後果的计算！ 国民党那些人一定无法想像这样的台湾人， 可是Nylon却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的确有这样的台湾人。 这是Nylon留给我们的永远的遗产。 我们还活着的人现在所面对的情势，事实上并不比Nylon所面对的容易。 一方面，我们有更多的民主和人权的成就－－不要忘了这是Nylon帮助我们获取的成就－－ 需要去珍惜、保护、和扩展。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各种反动势力。 我们的责任和工作并不比Nylon轻。 时间有限，我也没有能力提出全面解决的方案。 我只想告诉大家，我希望明年的今天可以送给Nylon的一个小礼物。 最近几年很多人都有很深的挫折感，有些人难免对人权的争取和民主的深化， 多少失去了信心。例如去年11月陈云林离开台湾後，在一个声援野草莓的场合里， 就有几位民众对我埋怨说?「这些学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无够勇」。 我们因此展开了一场讨论。 我大概是这样说的。 我说，各位在11月6号那天有没有看到学生在行政院静坐抗议时被警察抬走？ 两个警察服侍一个学生，百来位学生花了警察多少力气？ 这些学生不过在前一天晚上听了一场非暴力抗争的讲解而已，并没有受到完整的训练； 有些人没有完全把身体放软，有的人被抬到汽车门口就站直了，自己走。 我在美国的时候参加过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反核运动的非暴力抗争。 我知道如果把身体完全放软，或一路到被放在汽车的座位之前都拒绝合作， 政府所必须动员的警力将更多出很多。 然後想像和计算一下。根据警政署的统计， 陈云林来台那几天总共用了一万七千多人次的警力。 如果那几天出来抗议的人都采用野草莓的方式，警方必须调派多少倍的人力？ 那种几万人的尊严的静坐，会把陈云林和中国当局吓到什麽程度？ 如果消息传到中国，海峡那边可是每年都有几万场抗议，而且越来越多。 不只这样，中国的统治集团会不会开始想，即使用武力一口吞下了台湾， 要怎麽解决消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深具郑南榕精神和方法的例子。 要做到这样，需要有价值的坚持、思想的武装、效果的计算、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纪律。 我没有时间向大家报告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平民国防(civilian-based defense)的历史、经验、技术和理论； 有兴趣的人可以上Gene Sharp所主持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网站。 我也没有说，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我只是想用它来举例说明郑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学， 并且向Nylon这位不是用勇气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说：我已经在和几位影片制作者商谈了， 希望能制作一部有关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的教学影片。 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扫墓时，可以用来代替鲜花，向你致敬。 请你安息，Nylon。我们会努力各自承担起自巳应负的责任。 谢谢菊兰和竹梅，也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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