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天 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 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 ，我已变得很习惯了。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 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而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 ，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 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域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 总是摸着我的头说；「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 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 刚上小学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 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平戴上胡子，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 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 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後，由於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於我的儿时， 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里雨里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里饭里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 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麽要谢天？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 玩，而我为什麽却不感谢老天爷？ 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 葬礼中，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他的贡献不是源於甲， 就是由於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後天外飞来一笔， 「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 其他的文章，比如奋斗苦思了十几年的广义相对论，数学部分推给了昔年好友的合作 ；这种谦抑，这种不居功，科学史中是少见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为什麽？像爱因斯坦之於相对论，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几年来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贡献以後， 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麽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罢。无论什麽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 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自己 的贡献之渺小。 於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 故事。介之推为什麽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 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与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 ，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 为什麽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们知道作事与 立功，得之於众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 谢上天的感觉。 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 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狂妄而幼稚，无法与无天的时代。 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而大祸至矣。 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 哲学家们知道这个症候最为可怕，所以造出许多知好知歹的人物与故事来。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罢，「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 一本，应留什麽？」雨果毫不犹豫的说：「只留〈约伯记〉。」约伯是《圣经》里面的介 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约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 是：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还是 谢天罢。 一九六一年除夕於曼城 本文摘录自《在春风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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