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ocio-publishing.blogspot.com/2004/12/blog-post_28.html 学术翻译 刘钤佑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4.10.31 本文不打算多谈学术翻译的大环境问题，喜欢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可以参考巨流出版社陈巨 擘总编辑的宏文：〈学术书籍翻译市场的困境〉(《当代》167期)。本文对於该文发表 (2001年)过後所发生的环境面改变，尤其近年来中国大陆「简体字版」大肆进口，挟其惊 人价差，掏空台湾读者口袋，对於台湾学术书店及出版社所造成的灭绝性影响，也不多着 墨，仅在相关处略提，全盘详情留待能人出面剖析。本文将偏向从出版社的角度，探讨实 务面的各种细微末节问题，属於经验层次的自述，读者不必过分期待。 一、 我对翻译的看法 1. 翻译必有所本。我说这句话的用意只在指出，翻译不是创作，译者、校订者和编辑不 可擅加意见，与原文有所出入，却未予区分，以至於造成读者的混淆。这大概已经是大家 的共识，其实不必再提，我之所以提起，一来仍有某些译者不悉此区辨，二来是想强调一 下，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创作容易，因为创作可以因变转弯，翻译则因有所本，选 择的范围大为缩减，困难度反增。许多教授在贡献了一本卓越的译本之後，深知翻译之困 难，宁创作而舍翻译，令人怅惘。 2. 翻译没有百分之一百，永远有改善的空间。做过翻译的人都知道，自校过几次以後， 把译稿放进抽屉，过一段时间以後拿出来再阅读，往往多少仍可发现几处颇有商榷余地之 处。这表示，浸淫日久，随着知见成长，译者对於前译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译文修润的 空间也就滋生。但如果这样修改下去，永远没有出版的可能，我常比喻翻译如坐孤独的船 ，航在无止境，也没有出海口的河流上。要出版就要靠岸。但怎麽知道靠岸的地点对不对 ？我将在後面回到这个问题。目前我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译者、校订者和编辑等相关 人士，对於翻译的「认知」可能都不一样。既然不一样，怎麽取得共识？或说怎麽找到所 有参与者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我到後面会回到这个主题。 3. 最简单的地方最容易翻船。一般人往往把注意力放在难译之处，却轻忽了最简单的字 眼常常是造成翻船的所在。国内有一位知名的翻译家就曾告诉我，他译一本书时，不停的 出现「侄女」这个字眼，前後文总觉得怪怪的，自校过几次後，他拿起辞典一翻，赫然发 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字眼，竟然有「私生女」的意思，一改就全通了。但译者怎麽产生「 怪怪的」感觉呢？从逻辑，从前後文意，或从直觉？这应该没有一定的答案，唯一可以确 定的是，译者绝对不可以宽容自己，一有疑虑，马上查资料，除了平面的字典、百科书等 ，现在网路的搜询功能很强，只要勤於查询，疑点大部份都有解答。我个人发现，很多人 翻译很少查字典，望文生义，大作其文的译者可真不少，尤以中国大陆的某些译者为甚( 即使挂了副教授的头衔)，以致於我个人看到译文通畅无比反而心生恐惧。我曾看过一些 译本，读者要是逻辑能力不够强，光从字面上你绝看不出丝毫诡异，一对原文，却才发现 这个译者文才鼎茂，一路掰到底，一段文字开头是对的，结尾却是对反。 4. 翻译不只是翻译。我的意思是翻译不只是文句的对换，从一种文字转换到另一种而已 。必然的还会涉及文字背後庞杂的文化、社会、思惟方式等的转译。那些背景知识对於原 文作者，由於和所诉求的读者是共通的而不需说明，但对於另一个社会或文化区块的读者 ，很显然的却不是自明的。这个缺憾如何弥补？或许有人认为这不是翻译的责任区，也有 画蛇添足之嫌，但我个人认为，在不干扰原文思路进行的情况下，以译注等方式，添加适 当的对照实例及说明，颇有「在地化加值」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翻译就变成一道窗口 ，衔接「两个文化」。翻译因此也就不只是字面上翻译了。 5. 每个人都有盲点。这又像废话，但实际上却是个本质性的重点，每个人都知道，然而 往往被忽略。就以小小的一张封面为例，我还没看过那家老字号的出版社没出过错，编辑 的眼光不是最锐利？出版社几乎每个人都看过，但错误仍然发生了。你可以称之为「共盲 」。共盲不过是个人盲点的集体表现而已。就编辑而言，为尽量排除因个人盲点造成错误 ，通常不会一个编辑从头编到尾，而会安排互校对方编辑的稿子。但译者往往是独包一本 书，如何降低个人盲点的影响就变成译者的考验。在这种情形下，盲点仍是有办法尽可能 排除，老经验的译者，都有其独特的方法。只是一般的译者，老实说，常常忽略，或根本 不自觉。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修行，祛除盲点也应是修行的重点。 6. 翻译必然涉及诠释。俗常对於翻译会分出直译与意译。我的经验却告诉我，这不是一 个有用的判准。翻译可以说都是意译，而一般人所谓的意译，多半将原文意旨按个人认识 加以重整，以更通顺的文字将之表达出来。这在社会科学「意译」不妥时常会变成「摘译 」。社会科学分析性较强，「摘译」的结果往往将某个刚开始不起眼的概念给一般文字化 ，或打乱推理的步骤，反而造成逻辑断裂，通篇不知所云。 7. 信达雅三原则不可恃。很简单，社会科学的翻译，求其「信」都很难，过度追求俗称 「达」者，反而会造成「作文」的现象。雅则可遇不可求。 8. 一次完成翻译是神话。经常碰到一些译者，翻译如同出草，一个字一个字就当人头， 一一砍就，就算完事，从不回头，看也不看就丢给出版社。这种翻译习惯最恐怖，就算你 天纵英明，下笔如神，失误恐怕也是累累。大多数的翻译名家对於自己的译品都很「介意 」，一校再校，总要弄到一个满意的程度才会交稿。 9. 最常被误解的两个字：「完稿」。从翻译到成书的过程，多半会涉及三种角色：译者 、校订者和编辑。这中间，校订者的角色其实是补助性的，如果译者和编辑之间的分工清 楚，译者善尽其职，校订者往往是不必要的。但在实际上，争议经常发生在这三者对於翻 译下船的地方，认知不同。译者下船的时机就是交稿的时候，交到出版社编辑手上的译稿 ，就是译者的完稿。由於对於完稿的认知不同，因此各种状况都会出现。若果译稿品质不 尽如出版社的意，则会出现校订者的角色，有些出版社为省钱，由编辑或工读生编辑来校 稿是常有的事，结果出现编辑改了，译者坚持又改回来的荒唐事。另外也有出版社设定大 众为读者，以文从字顺为最高指导原则，或由自家编辑或外聘散文行家，抛开原文，迳改 译稿，不知会译者，先出版再说。当然也曾发生译者和校订者争执不下的情况。这些情况 显示，译者和出版者之间，从头起，过程中及结尾时都需要沟通，但这往往迫於时效(翻 译授权合约通常会设定出版日期，一般为一年、一年半或二年不等)，而「从权」处理， 问题也就避免不了。 二、 我怎麽处理翻译稿？ ‧ 找对译者。找对了，成功在望，找错了，可能是一连串错误的开始，到最後甚至不可 收拾。绝对不要相信校订者可为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我经常听到、自己也碰过，校订者宁 愿重译也不肯校订的故事。 ‧ 试译过程不仅不可免，甚至要好好研究，因为那是决定译者的必要方法。当然若译者 已有翻译经验，可从其旧译了解其翻译能力。译者千万不要以为出版社要求试译就是侮辱 ，了解是合作愉快的基础。而决定译者翻译能力的基本条件是：原文能力、中文能力及转 译能力。台湾社会科学译者，通常原文能力不足(後详)，中文能力则颇受以往劣译的影响 ，习惯了那种要通不通，时而胀气，时而泻肚的句子而不自知，以为学术的文字就是那样 子的。有时我会问那些年轻的译者，这句话我看不懂啊，你看得懂吗？他会很讶异地瞪着 我，却很自然地回答，当然看得懂，我们都这样写的啊！我只好采取学生的角度，怯怯说 出我的无知。然後拜托他，可不可以改一改，让我们这些老古董也看得懂？最後，你或许 没看过原文、中文都颇佳，却少了转译能力的译者，我看过。但这种转译能力缺乏多半发 生在其中一种语言素养不够好。 ‧ 专业能力。一般人通常会强调专业能力的超级重要性，我的经验却告诉我，除了某些 超级专业的书籍外，专业能力只是一种能力，而不是超能力，基本能力不足，几乎无法弥 补，专业问题却可以敦聘专家学者校正之。群学有一位译者，本身学的是新闻及电脑，却 已帮我们翻译过社会学、全球化和社会工作的书，本本翻译，本本精彩。她当然中英俱佳 ，转译能力绝好，但坦白说，她的品质主要是来自於态度：绝不轻饶自己，一有问题，上 天下地，一定要找出合理的答案为止。若专业能力与态度二者不可兼得，我宁取後者。 ‧ 沟通。了解了译者各方的能力与对待翻译的态度之後，就要沟通。事前要让译者了解 出版社的要求，过程中若译者有任何疑难杂症，出版社应尽力运用资源协助。最後经过编 辑、译者修稿或校订者校订後，务必让译者同意最後的决定版。我通常会邀请译者、校订 者和编辑一起决定最终的版本。如若译者经讨论後仍坚持其译法，出版社应该尊重，译者 享有对於译本的人格权。(当然也会碰到自信心过强的译者，坚持自己的了解最正确。但 一般来说，那是例外，沟通与尊重通常可以取得共识。) ‧ 最难的问题：怎麽知道靠岸下船的位置对不对？也就是怎麽知道手头上这本书的翻译 品质如何？我个人有个简化却有效的方法：把译稿中不确定的地方减到最低。通常这可以 透过译者本身、阅稿人、校订者和编辑确定不确定的所在。然後试图共同解决，如仍无法 解决，可再请高明指教。我不否认这世界上的确存在「不可译」的情况，但那毕竟非常态 。对某些人不可译，对另外一些人却可能只是「难译」而已。这当然不表示，答案只有一 个，有时候原文多义，可能歧生多种译法，翻译，本来就涉及诠释。在那种情形下，不妨 加注说明。 ‧ 出版社对於译本品质应该负起最後责任。若经过上开沟通程序，出版社当然对这本翻 译负起完全的责任。如不经沟通，出版社擅改译者译文，出版社显然仍应负起最大的责任 。出版社如不管品质好坏，拿到手就出，翻译品质就完全受译者决定。这应该是反常，即 使现实中，这并非难见。再怎麽说，出版社是决定出不出版，何时出版的单位，不可能卸 责。把责任全推给译者，并不恰当。然而译者也要体谅出版社的苦衷，尽量把翻译做好， 控制翻译的品质及交稿时间。译者最好假设，除了某些专有名词之外，我的译本不需要校 订。另外，译者也应要求自己：我的译本，除了一些习惯性错字(这大概每个人都有)，不 需编辑为我烦恼「内容」。也就是，我的「完稿」，编辑可以马上上机处理。或许有人会 问，那编辑还有什麽可做？事实上，编辑的工作内容是行外人想不到的复杂，不怕没工作 做的。 三、 合作翻译 1、 合作翻译的吊诡：合作翻译产生的因缘，多半是为了某些目的，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 一个译本。但多人合译，因参与者众，各个人对於翻译的认知、态度、程度、习惯、笔法 、行文语气等等都不一，品质调控的难度极高。因此，欲速反而不达，是常有的事。这是 多人合译最吊诡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几件事：(1)并不是每本书都适合合作翻译 。若品质的要求重於其他，放弃合译反而明智。(2)参与翻译者的各项条件，落差不可过 大，否则不可收拾。(3)人数不可过多，人数增多，烦恼指数也会呈等比级数增高。(4)一 定要有一个主事者，即使是二人合译。 (5)事先要妥善规划合译模式。 2、 实例一：《见树又见林》 《见树又见林》的翻译组合是由成令方、吴嘉苓和林鹤玲三位教授组成，而由成老师担任 召集人。之所以合译，主要是考虑到三人敎学研究繁忙，合译当可纾解压力。这是相当完 美的组合：人数恰好，三人翻译能力相当，对於翻译的态度也相近，召集人勇於任事，更 是关键。首先他们分配章节，安排翻译进度，召集人不时以e-mail打气兼探询进度，翻译 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就以e-mail讨论。译完一整章後交换校稿，依此循序渐进，终至成稿 。然後大家相约在暑假见面会商解决翻译难题，我也代表群学编辑列席讨论。翻译过程中 ，译稿也经过试敎，并将此试敎心得融入翻译中。名词统整的工作已於讨论过程中大部分 解决，若干漏网之鱼则由群学在编辑过程中捕捉，若讨论後仍无法解决(譬如某一专有名 词，分散好几章，却都是关键名词，如果要统一，因上下文行文语气关系，则被统一掉的 其他各章必得全面改写，兹事体大！)，就於索引详列各种译法。这是我在这种合作模式 中唯一找到的小缺陷。本书出版後反应甚佳，但仍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经各方朋友与读 者指正并经译者讨论後，陆续於再印时修正。本书在关键处皆附有「在地脚注」，完全符 合我在上面所说的「翻译不只是翻译」的意旨。颇受好评。 3、 实例二：《後工业机会》 这个例子，坦白说，过程不完美，但最後全书翻译品质颇为出色，对出版社来说，殊为侥 幸。群学邀请吴泉源及郑陆霖二位老师，召集大部分就读於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共襄盛举， 分配章节後，分头翻译，然後在暑假中以类似课堂讨论的方式，由吴、郑二位老师担任指 导的角色，学生译者和我则列席讨论。这是我所见过，台湾首次出现，性质属於非正式、 较长期的「社会科学」翻译课。不过或因参与人数过多(学生辈7人及2位老师)，兼又时间 匆促，许多人又是首次翻译，对翻译的认识与态度不一，译稿之间品质有些落差，上课讨 论进度缓慢，参与人员又分散各地，相聚不易，不知不觉就延宕了下来。後来郑老师在群 学央求下，逐字逐句或校订或改译，虽面临昇等及续聘的压力，身体状况也不佳，仍奋力 将之完稿。郑老师後来又为本书添加了许多译注及名词解释。本书和《见树又见林》比较 ，翻译过程的最大特色是：师生合作、实体课堂讨论、专人校整(因此整合性最佳)。 4、 实例三：《科技渴望社会》《科技渴望性别》 这套书是台湾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学者戮力编译出来的。前後三年，参与人数众多， 又译又校又导读，大概创下台湾不曾有的先例。其过程大略是台湾学者选出STS经典文章( 全部为外文)，举办翻译营，译成中文，出版社就各篇寻求授权，再校订，增补选文，补 译及补校，撰写导读，主编全书整合，决定分册，拟定总导读，编辑出版。曲折过程三位 主编(吴嘉苓、傅大为和雷祥麟教授)在书上的文字有更详尽的描述。在这套书之前，女书 店出版的《女性主义经典》也有类似的经验，无法获得授权者则以国人自撰代之，血泪斑 斑，过程和本套书如出一辙，该书的主编顾燕翎更在〈出版缘起〉的最後说：「对於国内 这套比诸其他国家更为严苛的着作权授权规定，我们在此提出抗议，希望能比诸国际标准 加以修正，以有助於知识交流。」对此，我个人心有戚戚。有人问我出书後的感言，我回 答道：「我还会做，下辈子会再做。」话说回来，这套书翻译过程最大的特色，是「翻译 营」的创立，规模之大，实属创举，其翻译成果，尚有许多因授权等因素，未能列入本套 书。往後STS类型书籍的翻译，这些参与者或将成为主力，培养後进的努力，日後当见其 影响。 四、 母鸡带小鸡 台湾社会科学学术书翻译的主力，大家都知道是国内相关科系的研究生。在国外以教授或 专家学者为主力翻译者的情况，在国内不可能出现。这或许是因为学内学术界采取人才不 外流政策，在升等规定上对於翻译作品(及教科书)不予重视所致。当然还是有例外的学者 教授乐於拨出时间来做一些「社会奉献」，但套句老话，那是「个人行为」，撼不动深深 又森森的学院制度。 以研究生为主力，优点是人数众多，人多好办事。缺点则为：(1)大部分的研究生做翻译 都是「初试啼声」，当然其中不乏高手，令人惊艳。但整体而言，反倒大众畅销书的译者 多为有经验的译者。(2)学生入社会後、或变成了教授以後，「照例」是不会再做翻译的 。翻译经验根本无法累积，当然更无从传承(你看翻译书时，会去研究「翻译」吗？)，因 此形成「长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现象。在台湾译书的报酬，老实说，和付 出是不成比例的(不过如从出版社的角度来思考，这种不成敬意的报酬，已经让他们挤出 了吃奶的力量了)。(3)出版社为何要找相关系所研究生来翻译？究其原因，出版社以为专 业能力才能译好这种专业书籍，其次这类型的出版社，人脉也多在这方面。但我发现，大 型综合出版社插花出这方面书籍多半也是找相关科系的研究生，我们也许就不得不将这种 现象称为「专业能力迷思」了。我不是要打散社会科学相关科系研究生的外快门路，研究 生对於台湾学术翻译书蓬勃发展，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但我们最好认清，专业能力不等 於书就翻的好。譬如在我的经验中，态度就比专业能力重要。而更基本的，我不得不老实 说，国内研究生的原文(英文为大宗)语文能力多半不足，可是教授级的高手(当然有教授 身份也不等於一定译的好)都被关在学院内。出版社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然後出版社就变 成了一家家的「翻译实验室」，读者顺理成章也成了实验的白老鼠。 我当然想突破这种结构性困局。我曾经想过「母鸡带小鸡」的模式，请有经验的译者帮忙 带新手入门，将其翻译经验尽量传给後进，并帮忙照顾品质，但几次过後，「母鸡」就吃 不消请辞。我这种有点过分的意图最後只好作罢。目前我只知道，王志弘教授还孜孜矻矻 以翻译团队方式和一些出版社合作，包括群学。 台湾似乎没有所谓的「社会科学翻译」课程，但我知道许多的老师在选用了翻译教科书後 ，却像在上翻译课。文学系大都会开翻译课，偶而也会有新闻英语(日语)或科技英语(日 语)之类的跨学科课程，但都和社会科学无涉。我每每无法理解，坊间社会科学相关的翻 译书籍早已泛滥，为何大学仍不开设这类课程？也许不仅「科技与人文」在台湾是两个世 界，连「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也是陌路一条。 但烦恼这些或许都已来不及了。中国大陆在社会科学翻译方面，侵略性已然浮现。以前他 们仅会翻译「经典」，现在连「教科书」也包办了。本来外国出版社还会区分繁体字版和 简体字版，但现在，我就碰过，中国大陆的出版社甚至繁简通买。台湾出版社连以品质来 对抗进口简体字版的机会也被没收了。再者，中国大陆透过政府间协商，和外国出版社签 下数以百本计的译书计画(法、日二国政府还会补助翻译费等)，大概规模过大，竟然透过 关系找台湾的大学做翻译代工。台湾果真不愧是全球第一的「代工大国」。我预测往後社 会科学课程的书单，也会步文史科系的後尘，大肆开列简体字书籍，理由很简单，「老师 应该为学生省钱嘛」，至於出版社活不活得下去，「嘿！台湾不是自由经济吗？」。我知 道有许多老师现在只购买原文和简体字书，至於繁体字版，出版社应该送，干嘛买。殊不 知，学术出版社最辣手也无解的问题，就是赠书。有些深一点的书，全台湾除了图书馆外 会买的，就是那些赠书名单上的人哩。我们除了叹气还能怎样？ 叹气归叹气，台湾近几年也注意到了学术翻译的困境，而有「国科会人文及社会科学经典 译注计画」的出现。群学本来也兴致盎然去打听，然而国科会竟然采取招标方式「委由出 版社统一出版」。换句话说，我们虽然不明白到底可以有「几家」出版社可以得标，但以 其规模之宏大，不就摆明了只有大型出版社才有能力吃得下？专业的小型出版社，群学勉 强算一个吧，即使敢「望饼」，也只能「兴叹」。该处表示，他们也发现了这个缺陷，希 望来年改善。我们怕失望，今年的招标没上网去查规矩是否改了。啊！希望台湾会更好。 五、 结论：品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品质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个学术倾向浓的出版社，若是「唯品质是尚」，後果堪虑，因为，品质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没加上形容词：惨重的，但读者应该都知道。品质是用时间、金钱和傻劲，一点一滴 ，刻磨出来的。尤其是最後那一点，傻劲，是的，在这种轻薄消费的後资本主义社会，只 有傻子和疯子会强调「品质」。品质和回馈，粗鲁一点说，不一定是等价。我唯一可以庆 幸的，台湾的「傻子」还真不少。向和我们合作过的「傻子们」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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